生命教育的再沉思

时间:2014-09-29 点击:3023 发布:管理员

江西师范大学中国哲学硕士研究生 郭诺明 高 翔

现代意义上的生命教育,学界一般认为是始于美国的杰·唐纳·华特士创建的“阿南达村”,1979年澳大利亚成立的“生命教育中心”(life

educational center)是第一次使用“生命教育”这一概念的机构。随后西方很多发达国家纷纷效仿,至20世纪末已基本普及。生命教育理念在20世界90年代开始引入我国。现已在我国多个省市通过不同的方式开展。以上是一般对于生命教育发展史的描述。固然从时间上来看,生命教育是首先在西方开展,随后从西方传播到中国,中国由此而开展生命教育,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开展生命教育是被动哺育的,被现代化的。恰恰相反,中国古代文化就是关于生命的学问,中国的教育就是完善生命的教育,只不过近百年来我们中断了,现在从西方传入的生命教育正是这样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寻找我们生命的真谛。

一、聚焦生命教育的问题域

我们为什么开展生命教育?我们如何开展生命教育?

即使把这些问题询问正在实践、推进生命教育的人,答案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当然笔者并不认为生命教育会是整齐划一的教育模式或形态,但不管生命教育的教育主题以何种名称呈现,笔者更关注的是其所指向的问题域。只有锁定了问题,才能有所对治。因此笔者认为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锁定中国生命困顿的问题域。而对于中国的生命教育而言,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方面:

第一,近百年来华夏文明的挫折。有人曾生动地描述了华夏文明土崩瓦解的历程:鸦片战争后,我们以为只是器物不如人,所以发动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等到洋务运动失败之后,认为我们只有改革政治制度才能自强;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又觉得是文明的落后。换句话说,我们一无是处,除了累赘。所以当时的知识精英们扬起了一股反传统的浪潮,这其中当然也有形形色色的暴风骤雨式运动的洗刷,中国固有的文化基本上丧失了存在的舞台,也失去了与社会生活的关联。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近现代一直处于动荡和混乱之中,所以当时的知识精英普遍都是从科学与民主的层次引进西方文化。更由于中国不是宗教民族,缺乏对西方宗教信仰的有效认同,所以西方的宗教一直没有在中国真正的扎下根来,造成中国未能架构同西方一样的“宙斯的归宙斯,凯撒的归凯撒”的文化结构,因此造成中国近百年的精神状态仅停留在政治与科技层面。可以说,中国人的生命精神一直处在游魂无依的状态。固然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就文化而论,其实我们还没有摆脱“文化流民”的境地,不中不西,不古不今,这无疑又是我们需要鼓起勇气起来真切面对的现实。

这是文明的挫折。相应地,文明的挫折也带来一系列的后果。生命困顿当然是其中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因文明挫折带来的生命困顿是中国生命教育开展最为核心的问题域,也只有通过文明的复兴,文化理念的重构,生命精神的挺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下生命的困顿。而从这个问题出发,中国生命教育开展就是不同于西方的主要地方,这是中国的特殊性。西方开展生命教育主要针对的是吸毒,性关系紊乱,枪杀、暴力等议题,不存在文明重构的背景,因之中国生命教育开展所有之面向也与西方有迥然之别。

我们只有找到了我们认可的文化精神,身心才能安顿,生命才能稳住,意义才能彰显,生命才能神采飞扬。笔者检索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近三年以来召开的生命教育论坛,发现对这些核心议题几乎很少有论文涉及,相反大多数的论文都着眼于具体的推进。当然,上述这些工作也非常重要,但对于生命教育而言,这些远远不够。生命教育如果不能聚焦问题域,则生命教育的推进只能是对技术性的枝叶的修补,而不能从本源上根治生命的困顿。

第二,科学思维的影响。科学当然也很重要,我们的生存生活都离不开。但是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很多人认为只有科学知识才是唯一的标准。科学求真,一切不能求真的,不能实地证实的都简单粗暴的认为是虚假的,没有价值的。科学与终极关怀的冲突并非中国才有,西方一样激烈。尼采大喊“上帝死了”,就是因为科学至上论导致的生命价值虚无,人异化为机器,为商品,缺乏独立的人格。正是在这种科学侵袭下,人感到深深的悲哀和狂躁,尼采走向了唯意志论。唯意志论表面上高扬主体的精神,但是这个“我”却是与“上帝”同格的“我”,正是在这种人心膨胀下,自我失去了节制,而随后的两场世界大战也充分表明了“科学至上”这种“知识拜物教”的深刻危机。

第三,市场化下“物化”的人。市场化下,人与人似乎都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依靠金钱来解决,人的价值似乎可以折换成明码标价的物品。人们匍匐在物欲的枷锁之下,不去理会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也不知道如何去获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一句话就是精神的失落,生活没有意义,更感受不到快乐与温暖,于是就埋首红尘之中,身心俱疲,身心不安,从而产生了种种的社会问题,这就是生命的困顿。这即是灵肉分离,意义世界混沌了,只剩下肉体了。时下很多人只知道物质利益的攫取,感官欲望的满足。物质欲望满足了,很快又厌倦了,空虚了,又不停的去攫取,这就像一个故事:猴子捞月,猴子不停地捞,以为得到了,仔细一看却是镜中花,水中月,却不知道“吾心自有光明月”;这些感官欲望如果实现不了,就觉得天要塌下来了,生活了无趣味了,还不如死了算了。质而言之,他们永远处在一种“一无所有”的焦灼感的煎熬之中。他们让身体置于无穷尽的享乐,却把心灵置于沙漠之中任其生灭。

此外,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上生活在以宗族为依托的熟人社会中,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生命上有着自然而深刻地联结。而当代人则生活在以社会为依托的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缺乏本质的联系与沟通,人的心灵容易陷入孤独与封闭之中。当代的每个人就像是一个个独立的原子,彷徨无依,又无法找到有效的进路打开自己的意义世界,纯化自己的生命,提升自我的境界,从而造成一系列的问题。

当然,以上是本文的不完全列举,读者或许可以列举出更多的问题来。但就根本的问题而论,不外于中国当代文明的重构的问题。

二、文明的重构视野下的生命教育

既然笔者将问题聚焦在文明的重建的视野下审视生命教育,接下来笔者先粗略地回顾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转化中的两维:一是以梁漱溟为代表(他无疑是那个时代最清醒的人),他最先提出要从乡村开始重建中国的文化,这是他的巨眼卓识。梁漱溟是倔强而坚韧的,而时代的底色却是晦涩而黑暗的,梁先生的道路注定是艰难而曲折的,但对中国文明的重构有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之功更是不言而喻的。新近崛起的大陆新儒家如蒋庆,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梁漱溟的道路,他们更直接。他们希望从制度上、政治上重构儒家社会。另外一条道路则是学院化的,如熊十力、唐君毅、方东美、牟宗三等,其中牟宗三可谓是学院化哲学的顶峰。牟宗三在“花果飘零”之际,怀着孤臣孽子之忠贞,不断探索儒家文化生命与现实的联接,欲从中国固有之内圣(良知)开出新外王(民主、科学),等等。这些思想家的探索当然构成了中国文明的重建中的重要的思想资源,然而一个尴尬的现实的却是:这些深邃的思想对于当下的生命困顿却是无力的,这些思想的存在对于对治当下的生命困顿而言似乎是无关宏旨的。这些一流的思想家如此,更遑论其他人。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转化中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学理研究与民众的生活是完全隔离的。因为隔离,所以他们只能做知识的传递者,而不能成为生命的导师,道义的承担者。退一步来说,即是有任道的能力和热情,当下的学术研究的氛围也缺乏将学术思想向社会转化的有效途径。

生命教育则正是这样一个联接文化精神与现实问题的窗口。通过生命教育的窗口传递对生命的沉思,回应并提出解决当下生命困顿的方案与思路,又透过生命教育这个平台,点化生命,促进生命的净化与升华。

在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中,文化精神不断凝聚,生命热情不断激发。因而,文明的重建只有要放在 生命的圆满上才能真正地结出丰硕的果实。也即是说,文明的重建不仅要注重学理的建构,其完成也主要不是在书斋中,更应该关注实践的证成。

三,生命二维四重性的思考

郑晓江先生认为:就人的生命而言,不仅是生理性的存在,更是关系性的存在。肉体生命的存在人人皆可感知,然后作为关系性的人文生命则多数人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了,或仅当作事实,而不是生命性的存在。因其不知,所以对这一层意思就没有体认。故此,笔者将这层意思再发挥一下。

既然生命是二维四重的,那么生命与生命之间必然会连接为一体,天地万物也必将联接为一体,这也就是生命共同体。按照陆象山王阳明的说法,不仅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心灵也是共通的,古往今来此共有此心,共具此理,此心此理不容有二,人通过大其心就能达到天人合一的与天地同流的生命境界。这当然是从生命修养的工夫来说的。这也是当前生命教育最基本的进路——开启灵性生命,启迪生命智慧。

如果换一个角度,也就是说从外在的客观面来看:作为流传不息的圣贤的思想固然是活泼泼的生命的呈现;作为社会层面的礼仪制度也关乎生命本身的。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看,礼者,理也。礼仪制度本身就是直通天道,而具有生命学的意义的。因此从理想的维度来看,社会政治制度本然是我,应然是为我。然而从现实来看,却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笔者有着多年的法律培训工作的经历,在这数年间公司培训了数以万计的法律人才,然而即便如此,又有多少能自觉成为维护人格尊严,维护法治的公平正义的人呢?笔者对此一直怀着深深的忧虑。但这不也正是我们生命教育大有可为之地吗?

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内圣外王一直是儒家自觉的追求。心性修养即是内圣;外王在宋明理学中认为,从天心仁体透出的一起行为都是外王,这种见解当然是后儒自己的见解,但是从孔孟来看,外王主要是指王道政治。所以牟宗三、唐君毅等新儒家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向度就是内生如何开出外王。不过笔者的思路却与之稍异。外王不仅包括静态的形态的创制,也包括动态的实践证成。考虑到中国传统的生命智慧,既有从本体到工夫的向度,也有从工夫到本体的进度,二者是互通的。从现实来看,本体到工夫的落实无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从工夫到本体的路却是现成的。儒家自从王官学的地位解脱出来,也就有了更灵活的态度去为中国的未来的社会进程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今天的生命教育的推动者应该要有这样的文化自信与能力,坚信自己也应该是社会政治进程的重要参与者。

笔者之所以提到生命教育一定要有面向政治法律的层面的勇气,很重要的原因来自于笔者在学习宋明理学的观感。余英时先生在考察宋明儒学的生命价值的实现途径的时候,提出了宋儒走的是“得君行道”的路子,而以王阳明及其后学为代表明儒则是“觉民行道”的路子,阳明后学正是在这个导向的指引下,与社会政治层面渐行渐远,甚至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在这种激烈的冲突中,阳明后学的应因之道却只是苍白无力的,作为王门弟子,即是位极人臣如徐阶,又如江右王门不少是官至尚书侍郎一级的,但在政治上都没有真正的作为,就是因为他们虚化了政治层面,只顾体道讲学,认为政治层面的改革是没有终极意义的,因此对这些事也就不上心、不用心。生命教育如果想走得更远,那么面向社会层面的向度则是不可或缺的。

四、结语

生命是极其复杂的存在,而笔者也不过是依自己的想法蜻蜓点水式的略有提及,并未进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生命教育中诸多的问题,例如:如何建立生命本体学,如何从“仁——礼——法”角度重构和谐有序的社会结构,如何培育生命成长的场所、如何从“德、美、灵”各个角度推进生命的成长与圆满,等等,都是需要我们正视和推进的。